《世界知识》：林民旺：圆桌访谈：新“中间地带”

2026年2月23日，土耳其科考队的一艘帆船在南极大陆边缘行驶。面对国际变局，广大中小国家正以冰海行船般的谨慎开展外交，既避免被卷入大国博弈旋涡，又积极应对日趋多元的全球挑战。

袁征：“中间地带”内涵十分广泛，“中等强国”也好，“全球南方”也好，都包括在里面。冷战时期，世界被划分为两大阵营，苏联、美国分别领导着华约、北约，彼此激烈对抗，壁垒分明，经贸上基本“老死不相往来”。当时的国际战略界提出了“中间地带”概念，美苏把争霸的相当多精力用在争夺“中间地带”上，甚至打血腥的“代理人战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演变也深刻体现了对“中间地带”的认知和判断。时过境迁，现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地缘政治回归，大国关系基调从合作转向斗争，中美博弈成为国际关系变化的一条主线，当然除此之外也有美俄两个大国之间、东西南北方之间的矛盾，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讨论中被重新提出来，恰恰反映了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与阵营化趋势的重新加剧。出现这样的现象，始作俑者是美国，其战略界相当一部分人出于维护霸权战略利益的需要，要推翻现行国际秩序另起炉灶，把中国以及其他所谓“威权联盟国家”排除在外，把世界一分为二。

审视当下的新“中间地带”现象，与冷战时期有很大不同。首先，中国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移动，从“中间地带”的一员变成了大国战略博弈的主角。再者，大国竞争与对抗的烈度并不能和冷战时期相提并论，彼此之间仍保持着有限的合作和广泛的利益交融。世界也不像冷战时期那样非黑即白，尽管存在这样的危险趋势。第三，在美苏冷战背景下，许多“中间地带”国家刚刚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国力孱弱，面对美苏援助的诱惑和争夺代理人的压力，除了选边站队依附大国别无选择，真正能够做到中立且稳定繁荣的少之又少，也不乏柬埔寨那样选择中立的政权最终被美国中情局参与策动的政变颠覆的例子。而现如今，广大新“中间地带”国家得益于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不同程度地拥有自主发展能力，对战略自主性和灵活性的追求比较普遍，拒绝选边站队，即便是美国的盟友也希望与中国这样的大国务实、均衡地发展关系，不甘当大国战略竞争的棋子。第四，冷战时期，美苏都在竭力向“中间地带”渗透、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此强化对自己有利的战略态势，而现在，自美国在所谓“单极时刻”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中东、亚洲连遭挫败后，这方面的压力总体而言并不那么突出。

许利平：“中间地带”并非绝对概念，当前更多指的是在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背景下，那些拒绝选边站队的中小国家，它们当中不乏具备一定实力和战略纵深的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中间地带”是一个动态性很强且边界模糊的概念，如果某些国家因为主动或被迫的原因选择站队某一大国，它们便暂时退出了“中间地带”，一些国家也可能因利益或价值取向的一时变化而重新踏入“中间地带”。不仅如此，目前几乎不存在方方面面都彻底倒向某一个大国的绝对站队者，各国倾向于根据不同议题的属性、自身利益的深浅、大国相关能力的强弱决定在具体国际议程中的站位，就像联大投票一样逐议题组成“任务联盟”。“中等强国”作为新“中间地带”中日趋活跃的结构性力量，其界定也有一定的相对性，比如新加坡，虽然在地理意义上是弹丸小国，但地缘位置重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万美元，高居东盟榜首，人才竞争力、城市智慧度、外交能量等指标也位居世界前列，那它是纯粹的小国，还是可以算作“中等强国”呢？不管怎样，在当今国际秩序剧烈变动期，在大国战略竞争的博弈场上存在着广阔的新“中间地带”，是客观事实。

黄忠：冷战时期，世界两极化，美苏实力的绝对超群和彼此制衡反而造成国际格局在相当长时间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世界大战没打起来，“中间地带”力量有限，无法做到从根本上撼动美苏的霸权地位。然而目前，世界处于多极化的加速形成阶段，美国尽管在不同领域仍有优势，但其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已是举世公认的趋势，世界力量加速分化重组，全球南方的崛起和西方内部一些国家的觉醒让新“中间地带”有了极大发展，特别是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土耳其这样的关键国家，实力取得长足进步，它们一旦团结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国际秩序的走向。

“中等强国”是新“中间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对“中等强国”尚未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在实践中，人们倾向于从两个维度来界定：一是人口规模、国内生产总值、自然资源禀赋、军费开支和国土面积等国家基本能力指标的大小，二是战略自主性的高低。综合且严格来讲，如果不把欧盟算作一个整体，当今世界只有中、美、俄这三个国家符合“大国”标准，之后的几十个国家则为“中等强国”。美国在二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扮演着一个“仁慈霸权”的角色，主动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向盟伴乃至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然而现在，美国正在蜕变为“掠夺性霸权”，不仅不愿再提供公共产品，还想减少国际义务，并将盟友视为可盘剥的对象，也就导致了西方内部的空前撕裂。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026年1月访华和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公开宣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死亡，主张“中等强国”和“中间国家”团结起来，拒绝被大国胁迫的命运，根据不同的任务目标和实际利益需要结成双边意愿联盟或小多边机制，推动建立世界新秩序。众多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对卡尼的讲话表达了赞许态度。卡尼宣布的其实是美国领导的西方秩序的死亡。

2026年5月9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伦多全球进步行动峰会上发表演讲表示，随着美国大幅调整政策，加拿大需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实现从“依赖”转向“韧性”。

忻华：20世纪50年代，美国地缘政治理论家斯派克曼曾提出“边缘地带”理论，就已经有了“中间地带”的影子。冷战时期人们谈论“中间地带”，主要指的还是刚刚完成或正在去殖民化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美苏两霸对它们的争夺十分激烈。后来即使出现了“三个世界”，大家主要关注的还是第三世界。现在人们谈论“中间地带”，既关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也关注以“中等强国”自居的西方发达国家。事实上，关于“中等强国”的讨论并不是新近形成的动向，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法国蒙田研究所等机构几年前就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项目。随着美欧矛盾的激化、卡尼演讲的发表，“中等强国”在欧洲政治精英的话语里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欧盟对“中等强国”的概念看得非常重，对“中间地带”则不怎么提及。欧洲国家认为，谈论“中等强国”就是谈论它们自己。

林民旺：冷战时期，人们很容易接受“中间地带”概念，是因为当时存在着相互隔绝、界垒分明的两极对抗体系，这种对抗是全方位的，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现在，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美国在逼着所有国家选边站队，拜登政府当时竭力构筑新的集团对抗，特朗普政府也有意在世界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推动全球体系朝对抗性的方向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中间地带”概念自然而然被重新挖掘出来。中国不接受两极对抗逻辑，也不接受“两国共治”（G2）思维，只认同并追求平等有序的多极化。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年度国际战略报告，其中“中国外交”部分过去十年都由我执笔。2022年度报告对中国外交的概括基调是“处变不惊，知难而进”，其中辟专节谈论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拓展‘中间地带’，掌握战略竞争主动”的成就，包括主动加强同中东海湾国家的合作，主动经略亚太，破解美国的“印太战略”。这算是国内比较早用“中间地带”概念来描述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存在不少“中间国家”的情况。这几年，倪峰、门洪华、曾向红等国内知名学者也陆续发表文章，讨论“中间地带”现象，推动了对相关议题的关注。

我选择使用“中间地带”概念，起初的原因是“全球南方”概念存在局限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我们发现这个概念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的接受度其实比较有限，中东一些国家和埃及、土耳其、俄罗斯等国都不太情愿自己被归入全球南方，而发展中国家群体经过冷战后30多年的发展，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形态各有不同，昔日反殖反霸的共同情感基础逐渐淡化。倒是不少国家——多为美国的盟友，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韩国等，很认同“中等强国”这个概念。原因是，美国的全球同盟体系赋予它们在各个次级体系里的“副警长”角色，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澳大利亚，长期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副警长”自居，它们乐于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在看到卡尼等西方领导人发出构建“世界新秩序”呼吁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实际是要构建西方“中等强国”联盟。换言之，在美国决意卸下部分全球领导责任之际，这些国家不愿看到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性随之崩塌，意图避免这个世界落入所谓“威权国家联盟”手中。

2026年4月27日，德国总理默茨在视察北威州一学校向学生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没有制定“退出策略”，“整个国家正遭受伊朗领导层的羞辱”，需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黄忠：新“中间地带”对于国际秩序走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国博弈的态势与结局。过去的国际格局演变由大国主导，中小国家往往处于被动依附地位，现在随着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赤字的不断扩大，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遭到越来越普遍的抵制，许多中小国家不再甘当配角，主动抱团协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塑造和全球议程设置，新“中间地带”成为制衡霸权、稳定国际秩序、捍卫多边主义的关键支柱。

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中等强国”认识到不仅美国的保护承诺不再可靠，其还日益成为自身安全与发展的不确定甚至破坏性之源，“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成为“明日黄花”，它们加紧在欧盟、北约内部推进经济、金融、安全层面的战略制度建设，对美国“去风险”，也对美国发起的对伊朗战争说“不”。这并非与美彻底翻脸，而是在具体问题上跳出联盟束缚，优选本国利益，不再无底线追随美国的政策，或死守陈旧的价值观不放。在2026年1月的达沃斯峰会上，西方“中等强国”的领导人表示接下来将致力于以下三项工作：加强主权、构建有韧性的联盟，并投资于面向未来的能力建设。3月4日，卡尼在澳大利亚发表演讲时称，西方一些“中等强国”的实力比许多人意识到的要强大，可以针对不同问题组建“不同任务的联盟”，灵活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取得成果——这样，它们不仅可以获得真正的主权，也能助力塑造一个容纳这些国家价值观的国际秩序。

西方“中等强国”尽管并不能摆脱对美国的生存依赖，但正在同全球南方形成相互呼应的合力，两大板块相互渗透、协调联动，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随着广大中小国家战略自主意识的全面觉醒，单极霸权将会受到更大牵制和挑战，世界多极化也会进入一个更为快速、深入发展的阶段。可以说，在当下国际秩序转换的过程中，新“中间地带”作为涵盖“中等强国”和全球南方的综合性主体，为多极化进程提供了核心支撑，其中，“中等强国”决定节奏，全球南方构成基础，一些关键国家凭借其较强的综合国力与外交影响力充当引领议程和规则塑造的节拍器。这个时候，哪个大国更能尊重这些力量的合理诉求，致力于开展平等互利的合作，它就能在大国博弈当中占据道义和战略上的主动权。

忻华：欧洲过去习惯于把自己放在西方文明之源、世界重要一极的位置上发出声音，现在却主动拥抱“中间地带”特别是“中等强国”定位，这是它们在日益碎片化的国际秩序环境中本能做出的实用主义选择。两种主要心态刺激着欧洲：一是面对自身国际地位不断下滑、安全环境不断收紧、全球经济竞争力不断萎缩所产生的战略焦虑。2024年11月欧盟新一届领导层就职前，欧洲精英圈内传阅着由两位意大利前总理主持起草的“德拉吉报告”和“莱塔报告”，两份报告不约而同围绕如何重振欧洲的技术和产业竞争力提出意见。二是面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关税、军事、安全、价值观等领域不断强化的对欧压力所陷入的自主性焦虑。2020年底，特朗普第一届任期行将结束时，欧盟及其成员国明确了“战略自主”的努力方向，随后在经济、技术等领域以“安全”为核心词汇陆续出台政策文件。近几年，随着欧盟在东西南北不同方向上被地缘政治危机包围，欧盟又陷入关键性、战略性资源可持续供给的焦虑，推出了“资源复兴行动计划”。

由于自身战略处境和能力短板以及内部利益分歧，欧盟“战略自主”愿景短期内无法真正落地，最关键的两个原因是：第一，军事安全上离不开美国，患有先天性的战略软弱病；第二，战略和政治、经济上不信任中国，无法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思维的影响和干扰，加强对华合作的顾虑太多，放不开手脚。但是，在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国家重商主义和激进贸易保护主义刺激下，欧洲国家和欧盟组织意识到，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后形成的基于自由主义和以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国际秩序快要走到头了，欧洲的“中等强国”必须多头下注，和美洲、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携起手来，主动塑造国际秩序。正是受这样的思维驱使，欧盟一段时间以来加紧与南共市、海合会等区域组织以及印度、马来西亚、印尼等亚太国家商谈自贸协定，取得不少成果，发挥了抵制特朗普关税霸凌主义、维护经济全球化大局的重要作用。

欧盟很清楚，它们无法绕开美国重塑国际战略与安全环境，于是把部分希望寄托在新“中间地带”上，通过影响和塑造非洲和东南亚的贸易秩序来重组国际经济秩序。在此过程中，欧盟有很强的规则输出意识，以绿色经济、碳排放、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为重点，把自身的行为规范注入对外协议，力求先入为主，掌握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规则话语权”。但在实际操作中，欧盟又很“双标”，一面对外征收碳关税，一面对内修改政策，放宽燃油新车监管要求。这种“双标”也体现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一边抵制特朗普政府在世界上的单边主义，一边追随美国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指责中国，对美国公开觊觎格陵兰岛则无力应对，只能暗戳戳地内部私相授受。这背后，是欧洲的虚弱和无奈。

必须看到，欧洲人所要重塑的国际秩序，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绝不希望由非西方的力量主导未来国际秩序构建。当然，这是欧洲的一厢情愿，中国和全球南方必将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发挥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跨大西洋关系疏离至此，所谓“西方”正在分化成“美国的西方”和“欧洲的西方”，前者是更强的现实主义和帝国思维驱动，后者仍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抱有幻想，对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抱有期待。

2026年5月8日，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开幕。

许利平：多极化加速发展的趋势在亚洲有着鲜明投射，地区中小国家不仅正在加紧筹谋多极化时代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也在力所能及地影响多极化进程的终极走向，东盟国家具有代表性，为我们理解新“中间地带”国家的行为范式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样本。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印尼开国元勋哈达就说过，印尼就像一艘漂泊在汪洋大海上的船，要竭力避免同美苏这两块“礁石”发生碰撞。现在，哈达的“两块礁石”论被发展为“多块礁石”论，普拉博沃政府强调要在新的巨变年代开展更为聪明、多元的外交，擅于在“多块礁石”之间行船，既避免卷入大国竞争，又警惕其他多种源头和形态的安全挑战。在“自由积极的外交政策”指导下，作为东盟最大国家的印尼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谋求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并与中国开展命运共同体建设，与美国升级国防合作，同俄罗斯深化“多元合作”，努力拓展国际空间。印尼深知美国并不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向印尼提供实质性帮助，其正在推进的爪哇岛“世纪海堤”计划、新首都建设等战略工程均选择与中国紧密合作，还同中国实现了二维码支付体系互联互通、续签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并扩大互换额度，实际上是在撬动中国杠杆对美元降依赖，加强自身金融安全。

新加坡作为在东盟内部长期示范主动平衡大国政策的国家，对国际变局一向嗅觉敏锐，黄循财总理在今年初接受访谈时说，世界已经步入“向多极世界过渡的后美国秩序阶段”。新加坡选择的应对之道是主动聚合有一定实力的小国，提升对全球议程的影响力，其在联合国框架下发起“小国论坛”，成员国已经超过100个。由新加坡联合新西兰、智利三国首签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是小国主动塑造国际规则的范例。在最近的美以伊战争中，新加坡主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维护航道自由，承诺不参与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封锁或联盟，而对于任意封锁关键航运要道的行为，则协调一些中小国家拒绝“掏钱买路”。

对东盟而言，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过度依赖美国和过度依赖中国都意味着风险。因此，身处中美博弈夹缝当中的东盟希望采取更为灵活的大国平衡政策，同时努力推进集团化建设，捍卫自己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力争成为各大国都尊重和争取的对象。个别东盟国家，比如菲律宾马科斯政府则实施向美国倾斜的政策，但也不是完全一边倒。

林民旺：在有关“中间地带”的讨论中，印度是一个特殊存在。印度自视为全球大国，外交话语极力强调战略自主，从来不接受别人说它是“中等强国”，但又极力充当全球南方的领袖国家，同时不愿承认中国是全球南方天然一员。整体上看，印度的外交有很强的机会主义色彩，近些年来在美俄之间反复横跳，在最近的中东冲突中明显在站美国、站以色列，所以，严格来讲，印度并不符合“中间地带”国家的标准，但它并不抵触自己被归入“中间地带”。在大国之间多头下注，一直是印度外交的“拿手戏”。在当前的亚洲格局中，印度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并不友好，其所追求的是亚洲多极力量的平衡，经常出现的战略摇摆其实也是在国家利益现实和意识形态偏好等复杂考量下进行的某种艰难折中。

目前印度人民党精英层普遍亲美，寻求依附美国霸权，但印度社会长期存在一种深层次的反美、反西方思想和情绪，特别是在中左翼的政治力量和底层群众当中比较普遍。换言之，当前印度政府的亲美外交其实面临很大社会压力，目前的路线是否能一直延续下去存在很大疑问，因此可以将印度看作一个相对长线的“中间力量”。

林民旺：新的国际格局演进带动着新的国际政治互动。一方面，大国努力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加强对第三方的投入，培育战略竞争与博弈的支点；另一方面，新“中间地带”中的许多国家积极调动自身有利条件，主动平衡大国、协调利益、塑造秩序。这种复杂微妙的互动拓展出巨大的有所作为空间。

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如何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是门大学问。首先要抓住的维度，应是经济利益的效用，这既是广大中间力量最期待的，也恰是中国的优势所在。经过“一带一路”建设十几年的积累，中国已在广大的“中间地带”国家当中构筑起坚实的合作共赢基础。其次是加强全方位的经验和能力建设，不能光有合作的吸引力，也要对少数大搞机会主义、在局部问题上依附美国挑战中国尊严与利益的国家有足够的反制威慑力和政策介入力，合作与斗争的手段相辅相成，划定红线。

争取新“中间地带”国家，要讲策略，美国越是逼着它们选边站队，中国越要避免这样做。应发扬中国传统外交智慧，用含蓄包容、春风化雨的办法，多做争取人心的工作。美国在强推全球供应链重组，而中国已与新“中间地带”特别是周邻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结成不可分割的互依共生型关系，从区域生产网络的重要参与者成长为支撑整个体系运转的主要枢纽，为各国及区域抵御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稳定提供了极为关键的韧性支撑，要相信经济规律的作用，坚持不懈地耕耘下去。

也要坚持唯物辩证法。“中间地带”这个概念的源起固然有着深刻的冷战背景，但其被重新引入现实国际政治并不意味着“新冷战”的发生。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一定会在不同时期被押韵。中国反对阵营化对抗，拒绝“新冷战”，同时也不接受大国共治瓜分世界的霸权逻辑。为了自身核心利益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追求，中国需要在世界上推动形成维护平等有序多极化、践行真多边主义、倡导新型国际关系的“统一阵线”，并尽己所能地引领它、塑造它。而广大“中间地带”国家，无论其初衷和利益结构有多大差异，行为逻辑有多大矛盾，与中国都存在广泛的共识基础，都是我们需要也可以争取的对象。对印度需要保持战略耐心，既不必有太高期待，也不要将其推入反华阵营。印度人的“大国天命”情怀决定了其不可能一直对美国俯首帖耳，当然也不大可能自然而然接受中国崛起，需要我们细水长流地做工作。

2026年4月20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海德拉巴宫举行会晤。

许利平：最近东盟内部的主流民调显示，如果现在要求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做选择，11个成员国中的六个和超过50%的东南亚民众在心理上不同程度地倒向中国。就在几年前，如果在东盟内部进行同样的民调，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东盟国家常把中美两国比作“草地上的大象”，它们最怕两只大象在草地上打架，也知道东盟的地缘战略处境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从过去大国协调合作的“舒适带”成为大国博弈的“激流区”，因此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有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心态，这很正常，我们不必过于计较，毕竟，中国是它们身边的“大块头”。

在当下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争取新“中间地带”的最好策略是对大国战略博弈和地缘政治纷争有所超越，充分展现和平合作的形象，平等、务实地深化与相关国家的互利交融。在推进务实合作方面，在坚持大项目牵引的同时，也尽可能多开展“小而美”的项目，并且坚持润物细无声的人文交流，不断增加对方的亲近感、认同感。周边地带特别是东盟是我们争取“中间力量”的首要实践场，我们尤其要重视这个方向的工作。东盟内部发展水平梯次不一且多元，是整个新“中间地带”特点的一个投射，既意味着做工作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合作机会的立体与多元，天地广阔大有作为。前不久我参加一个调研团赴东盟新成员国东帝汶考察，亲眼看到那里对可持续发展的渴求。2029年东帝汶将承办东盟峰会，为了能同时接待众多国家首脑访问，东帝汶需要“大干快上”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但目前一些项目进展缓慢，比如与日本、印尼等合作的机场建设项目。总之，在经略“中间地带”时，契合彼此需求是很重要的，“超越”“务实”和“立体”是我们应该把握的关键词。

袁征：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因素很复杂，但国际力量格局、利益诉求、价值理念、国家大小和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将决定“中间地带”国家的战略选择。美国的霸权在衰落、“灯塔”在黯淡，其对外政策逆潮流而动，很不得人心，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而中国通过提供更务实的经济合作机会、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推动共同发展，对“中间地带”国家产生越来越多的吸引力。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维护经济全球化，反对冷战零和思维，拒绝阵营对立，不搞大国势力范围重新划分，与新“中间地带”国家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影响力不断上升。但与此同时，美国在众多领域的霸权优势还在，短期内尚不会流失殆尽，世界其他国家在促进自身改革、发展与稳定方面更需要中国，但也还离不开美国，仍忌惮美国的打压和报复。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新“中间地带”国家普遍希望确立或保持战略自主，不愿完全选边站队。它们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既享受中国带来的经济红利，也维持与美国的一定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提出的“中等强国新道路”主张，正反映了这些国家寻求独立路线的意愿。对中国外交而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基本的政策底色。即便是那些比较紧密地追随美国的国家，也不愿完全站到中国的对立面上。而主导中美战略博弈的策略手段，也不是只有斗争没有合作。一个必须仔细掂量的问题是，中国要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才更有利于赢得新“中间地带”国家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个人觉得，坚持以斗争促合作有相当的必要性，既用好硬的一手，清晰划出红线底线，让美国及追随它的国家意识到遏制中国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又善于调动合的因素，切实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避免中美走向全面对抗，并且在大家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维稳促治，给世界以希望。归根结底，如果我们能有效维护和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实现相对比较积极和建设性的和平共存，广大新“中间地带”国家就会更“舒坦”一些，它们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就会更加信服，与中国加强和深化合作的行动自由也会更大。此外，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避免对其他国家进行生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一个团结、向上、创新、成功的国家治理榜样，“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自然而然就会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起来，“四海归心”的局面也会自然而然出现。

中国要自信，因为在世界多极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通过多年和平与发展外交的努力，已经奠定了“未来型国家”地位，“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的合作观正日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球中小国家的对外战略观念，而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单边霸权面孔令越来越多国家敬而远之。时间在中国一边。

2026年4月15日是中国外交忙碌的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同时悬挂起中国与越南两国国旗、两党党旗和中国与西班牙两国国旗，欢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

黄忠：国际格局的加速转换对中国而言意味着新的战略机遇期已经生成。加拿大财政部前特别顾问朱利安·卡拉盖西安说得很清楚：过去，加拿大与中国的大部分紧张关系都源于美国，也为此损失惨重，但现在，加拿大不被美国视为盟友，而是一个可以压榨让利的附庸，加拿大必须学会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锚，与中国建立更为可靠的关系。

过去一年多，中国与西方“中等强国”乃至美国之外的西方世界关系持续改善，经济、科技、能源与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迎来新窗口，西方阵营对华统一施压的格局进一步瓦解，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可依托地带得到显著拓展。与之相伴的是，中国在西方“中等强国”的国际形象有了显著提升。皮尤等机构的民调表明，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和英国民众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西方“中等强国”普遍将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看作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这有助于中国同其联合，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

美国霸权的衰落已进入存量加速消耗的时期，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尽显霸道和反复无常，不断透支自身战略信誉，倒逼“中间地带”国家向中国靠拢。中国的优势在于引领全球发展的未来增量，需要时间来沉淀，要牢固树立全球南方成员和负责任大国的双重定位，始终站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边，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守好和平与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要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趁势而动、顺势而为，精准把握“中间地带”国家的利益诉求与战略取向，实施差异化的联动策略，以平等相待为准则、互利共赢为导向，深化合作、管控分歧，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忻华：当前，聚焦“新兴颠覆性技术”的国际技术与产业竞争愈加激烈，而经济全球化和欧洲地区一体化陷入停滞，“中间地带”此时成为国际热议话题，表明美国主导的“后冷战秩序”趋于解体，大国地缘战略竞争正在进入新阶段。特朗普政府推行“新门罗主义”和“美国优先”，实际是要将世界重新拉入19世纪末那种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时代，重回由强国主宰弱国命运和控制一切资源的传统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体系，势必造成全球经济持久震荡，导致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不断碎片化，新“中间地带”国家对此强烈反感和抵制。中国有必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与这些国家积极接触，充分了解其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知与诉求，彰显作为世界大国对世界经济运行和国际格局变迁的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

新“中间地带”包含不同类型国家，中国可以针对其不同特点开展不同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对于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表明支持经济全球化和欧洲地区一体化的积极立场，通过自由贸易或投资协定持续推进双多边经济合作，促进产品与资本的流动，努力提升互利共赢合作水平，同时携手维护并改进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还可以与这些国家加强战略安全层面的沟通与对话，建立互信机制，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努力拓展双边贸易与投资，以中国技术和经验帮助它们发展基建、开发资源，实现绿色经济和人工智能赋能，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总之，要因势利导、因国施策，不断拓展我国的战略空间，提升我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和塑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