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13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布年度国际战略报告——《危局与新局：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0》。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在报告序言中指出，新冠疫情对和平时期世界造成的冲击之广、之深百年未有，但新局也在2020年悄然萌动。而新格局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外交学人”栏目近日推出“世局2021”系列，择取复旦年度国际战略报告中的部分文章，盘点2020，展望危局难终结、新局未成型的2021。
2020年，本应是为建构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注入巨大动力的关键年：因为预定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2年再次正式访问日本；此外，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峰值，预期将有1000万以上中国人去日本观光旅游。以此为杠杆，将会大大拉动中日经贸关系。
然而，2020年的三大变故，给日本和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变数。一是天灾，日本新冠疫情感染者年底已达24万人，死亡3400余人。二是8月28日，安倍晋三首相突然宣布因病辞职，官房长官菅义伟匆忙接班。三是美国的大选年，也给2020年的中日关系带来新的变数。
一、政治外交企稳、 经贸合作拓宽
通观2020年，日本虽然遭遇新冠疫情与首相非正常更迭，但政局与社会基本稳定。而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后，企稳向好的基本方向也并未改变。风险可控，前景可期，是其基本态势。
但2020年适逢美国大选，其与新冠疫情的叠加，使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愈加难以理喻，呈现出完全失去理性的疯狂状态。雪上加霜的中美关系，不言而喻，也给疫情下的中日关系投下阴影。
在中日关系的政治外交领域，主要表现在疫情政治化、涉海、涉港，乃至中日两国原定的重大政治议程等方面。表明中日关系在一些敏感领域的短板，并未因为疫情而暂时消弭，反而由于美国因素的刺激，依然对中日关系带来消极影响。但另一方面，接任的菅义伟政府基本承袭了安倍执政后期改善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新冠疫情、首相更迭、美国因素也只是把它们的消极效应，投射到中日两国传统的短板领域而已，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企稳向好的大方向。这充分表现在，疫情中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去年11月24日访问日本时，与菅义伟政府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包括：一、遵循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坚持“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精神，增进互信，正向互动，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二、继续携手抗击疫情，及时交流信息，开展医疗药物方面合作，维护两国民众健康，并为地区和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共同作出贡献。三、合作推进两国经济复苏，2021年适时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继续加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医疗康养、电子商务、第三方市场等重点领域合作。四、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日生效，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及区域合作进程，共同维护和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五、相互合作，支持对方举办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办好这两大盛事。适时举行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疫情结束后全面恢复双边人员往来，扩大地方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优化两国关系民意环境。
六项具体成果为：一是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于2020年11月内启动两国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进一步促进两国复工复产合作；二是建立中日食品农水产品合作跨部门磋商机制，加快沟通协调，推动该领域合作早日取得进展；三是建立两国气候变化政策磋商机制，推动气变环保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四是启动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并积极考虑将原定于2020、2021两年举办的“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顺延到2021和2022年；五是2020年12月举行新一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强化两国外交主管部门和海上执法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六是争取2020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增进安全互信。
以上重要共识与具体举措，为缓解中日两国结构性矛盾，增强政治互信，管控危机，共同应对疫情与全球治理、深化经贸合作等，擘画了努力方向。
而在经贸领域，虽然疫情之初，曾产生因为供应链问题，日本政府出台协助日本在华企业撤回国内或向其他区域转移的政策。但其后的事实是，由于中国疫情较早较快得以控制，日本在华企业成为该企业集团业绩最好的海外企业。中国2020年有望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而日本GDP在第一季度下降3.4%之后，第二季度再度下滑27.8%，为战后最大降幅，预计全年实际增长率为负5.5%。因此，一般判断，疫情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的依赖度将会增大。中日两国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势在必行。而2020年经贸领域的最大亮点，无疑是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RCEP的签署，预示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东亚自贸区建设成功启动。同时，RCEP的签署，也意味着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径被唾弃，对中国的一系列围堵遭遇严重挫折。而借助这一合作平台，中国和日本首次达成了双边关税减让安排，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王毅访问日本时，对日本在助推RCEP成功签署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给与了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还对中国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表达了积极意向。
二、国民感情：高开低走 回环徘徊
2020年的中日关系，一方面在疫情之初，两国国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当时争相传诵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成为两国传统文化纽带观照现实的象征。长期陷于低迷状态的国民感情，在共同应对疫情的大灾大难面前，得到了改善。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双方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量与举措，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种久违了的彼此命运一体、关键时刻友好相扶共渡难关的邻里亲情，还是深深打动了两国国民的心弦，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种植根于深层的地域与文化的连带感，其实也正是建构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伴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把疫情责任大肆向中国甩锅，日本国内也兴起了一股疫情中国责任论的暗潮。另外，围绕作为两国关系“病灶”和“痛点”的钓鱼岛问题，石垣市议会利用疫情，试图通过将钓鱼岛行政区划重新命名，来强化所谓对该岛的实际控制。而日本右翼人士，对中国公务船正常巡航钓鱼岛，横加指责。部分日本媒体，也对此进行高频度、长时间的报道与渲染。由此，疫情之初一度得以改善的两国国民感情，又重新陷于低谷。
根据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与日本言论NPO联合进行的2020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好感度仍处于回暖区间，中国受访者对日本的总体印象持“很好”和“相对较好”的比例为45.2%，与2019年（45.9%）基本持平。整体来看，对日印象改善趋势从2014年开始持续至今，但回暖势头有所放缓。中国受访者对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向呈现谨慎乐观态度。中国受访者支持两国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对中日在地区以及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双边合作抱有期待。受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局变动以及中美关系动荡等现实因素影响，对当前中日关系处于观望态度的中国受访者明显增多。在受访者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前中日关系时，选择“好”或“比较好”的比例为22.1%，比2019年（34.3%）下降12.2个百分点。选择“比较差”或“差”的比例为22.6%，比2019年（35.6%）下降13个百分点。
另据日本言论NPO公布的调查结果，2020年对中国持好感的日本人仅有10%左右，较去年下降5个百分点；而对华印象“不好”的日本人较去年上升5个百分点，高达89.7%。认为两国关系重要的中国人增加7.7个百分点达到74.7%，而日本人则减少8.5个百分点，降至64.2%，自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首次跌破7成。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分析称，日本因钓鱼岛问题和中方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对中国加深了疑虑。日本《每日新闻》指出，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依然恶化，中国则呈现出对日感情改善的基调，双方民意出现“温度差”。
综观2020年中日两国民意所呈现的高开低走、回环徘徊的特征，究其原因，无非是新冠疫情与痼疾发作的共同作用。疫情之初，两国国民显示的善意，发自内心，自然显露；其后，主要在疫情起源、疫情应对方式方面，日本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刻意抹黑中国，其中也明显有美国的影子。加之这些人又在钓鱼岛问题上挑事，严重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在疫情肆虐的状况下，这是令人十分痛心和遗憾的。
三、疫情后的中日关系：行稳致远可期
回顾2020年的中日关系，虽然遭遇新冠疫情、安倍辞职、美国大选等的冲击，两国结构性矛盾的短板再次显示出中日关系脆弱的一面；但在涉及全局的基本面、特别在经贸领域，却也经受住了考验，展示了基础上韧性的一面。
2021年，日本将迎来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能否赢得大选，菅义伟能否长期执政，事关日本政局的稳定及对外关系的延续。
2021年1月20日，拜登将正式走马上任。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必将大幅度调整，其对日本以及中日关系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
展望疫情后的日本和中日关系，应牢牢抓住三个机会。首先，中日两国要为尽快实现中国最高领导人作为国宾正式访问日本、共同擘画两国关系未来愿景，创造条件和氛围。第二，积极推动东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使其成为改善两国国民感情、拉动经贸合作的良机。第三，拜登上台后，应尽快寻求并力争实现中日美三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三国都重视的气候变化领域扩大合作。也期待在中美战略冲突加剧的情势下，日本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推波助澜。
2020年，在疫情这一特定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发展虽有一定曲折，但也显示了基础性强韧的一面。在其延长线上，疫情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能够行稳致远，依然可期！
（作者胡令远教授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标题《中日关系：变故与变数》，刊发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