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26日起，澎湃新闻国际新闻中心陆续刊出“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报道一经推出，引发国内外各界关注。同时，也正如我们在该系列报道的“编者按”中提到的，“当下的中美两国间是否还能出现‘基辛格’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们所见到的网友留言，以及其他网络平台的评论中，读者们提到的最大的一个疑问也是当下中美之间是否还会出现基辛格那样的人物。有网友说，寻找“基辛格”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8月31日，我们在苏州举办了一场名为“寻找下一位‘基辛格’”的学术沙龙，邀请了包括参与此次系列报道的多位国内权威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一起继续探讨“寻找‘基辛格’”的话题。本文选取了这次讨论的部分内容，集中回应读者们上述疑问——今天的中美关系是否还能为潜在的下一位“基辛格”提供一个时代舞台？我们还能用基辛格本人作为一把“尺子”来寻找下一位“基辛格”吗？如果我们希望中美之间还能出现下一位“基辛格”，我们能为之主动做些什么？谨以此篇对上述问题的开放性讨论，作为“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
8月31日，“寻找下一位‘基辛格’”学术沙龙在苏州举行，多位国内权威美国问题研究学者一起继续探讨“寻找‘基辛格’”的话题。
专家简介：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腾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以下为讨论实录节选。
时势还能再造就一个“基辛格”吗？
朱锋：我觉得中美关系要重新找到一个“基辛格”，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难度。第一个原因就是冷战的时代背景，跟今天中美关系的地缘战略、地缘经济竞争的背景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区别。当时的中美之间有共同的对手，有共同的战略需要，使得中美两国可以最终打破坚冰走到一起。
中美关系难以出现“基辛格现象”还有第二个根本原因，就是基辛格本人的资历、才华和眼光。自1971年两次访华，到2023年11月去世，基辛格访华超过百次，他还担任过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与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有非常直接的会晤，他对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样的基辛格，或者说“基辛格现象”，今后还会有吗？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中美关系的国内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不仅是唯一的霸权国家，而且是一个高度利益中心主义的国家。1972年的中国远比今天要弱，与美国的差异比现在更大，但是美国基于自己的战略需求，它可以超越中美的差异。
尽管“基辛格现象”难以重复，但是两国理性、务实、面向未来的积极的社会力量，都需要去探索、寻找第二个“基辛格”。所以今天我们谈第二个“基辛格”，不是简单地去寻找谁会成为第二个“基辛格”或中美关系会不会复制一个“基辛格”，而是在中美关系今后将长期处于战略竞争态势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继续不断探索一种积极务实和具有战略前瞻性的声音和力量，以期中美关系能够回归理性可控、互利发展。
刁大明：中美之间是否还有足够强大的共同利益，为下一个“基辛格”提供一个时代舞台？毫无疑问，我觉得近年来中美虽然由于美方单方面的一些错误极端做法，导致很多问题不断积累和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作点就是在持续下降。合作点在有些领域受到一定影响，但是也有一些领域中美长期的合作是存在的。这些共同利益下的合作仍然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美国的有识之士从美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稳定两国关系的一些关键动力所在。所以，我觉得未来未必会在最高的战略层次出现一个“基辛格”，但是在不同领域，出现和基辛格一样能够做对中美关系有利的事、从历史和全球的角度做一些正确事情的有识之士，应该还是可以期待的。
韦宗友：当年基辛格之所以能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传话人，从全球大的国际战略形势看，在当时冷战背景下，中美尚未建交的时候，需要一个关键人物在中美之间就战略意图进行良好沟通，寻找共同的利益，避免误解和误判。
当下中美关系的外部大环境和50多年前大不相同。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的影响远非上世纪70年代可比，全球一些重大问题离开中国可能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同时中美关系已经完全超出了双边关系的意义，在地区乃至全球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中美是有共识的。
毕竟中美是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在当下中美之间的沟通更重要，更需要一个举足轻重、有影响的人，能够及时地把两国的战略意图、对于彼此的一些担忧或是疑虑传递给对方。同时，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的繁荣稳定都肩负了重要职责，所以说中美如何在全球性议题上加强合作、相向而行，这也需要两国更好地沟通和合作。当然，谁能够成为下一个“基辛格”，这是今后要继续探讨的话题。
张腾军：首先，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缓和是基于一个共同利益，主要是战略安全的考量。我们回到当前的情况，中美是否还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共同利益，或者这样一种趋同的威胁认知呢？时代条件确实发生了变化，目前中美之间不存在一个外部最大的第三方因素。
如果说中美未来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共同利益或者威胁认知的话，我觉得首先需要从观念上改变，这种观念改变需要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我个人认为一个是美国方面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中美持续多轮博弈乃至较量之后，美国发现它完全没有办法遏制中国的发展，它需要主动调整和反思，重新思考过去将中国作为“头号敌人”的这种认知或者战略是否还继续可行。另外一个角度，美国未来是否会发生更剧烈的国内政治等方面的动荡，使其无暇他顾，必须聚焦于国内事务。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是可以探讨的，但从中美关系的现状看，观念的改变和重塑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不会很快发生。
基辛格这把“尺子”是否适用于下一个“基辛格”？
朱锋：我们寻找第二个“基辛格”，不是简单地拿基辛格作为标准。基辛格的一些经历，现在很难有人能“复刻”。我们现在是要寻找一个对今天的中国有着建设性、积极看法，而且有理性主张，站在共同的人性和人类的价值基础上来推进合理、科学的主张的人。
如果今天要寻找下一个“基辛格”，那么最高标准是这个人必须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核心的外交安全成员，不仅直接当家理政，而且直接来运营中美关系，在中美关系中能够带来一些历史性的变化。最低标准是他有过政府经历，有过很好的智库和学界的成就，然后也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有社会影响、政策影响力的一种声音。
韦宗友：基辛格除了本身的学识之外，他有一个重要特质，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大国之间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即便中美之间还没有建交，但是把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长期隔绝在世界民族之林外，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大国之间要保持对话、沟通、交流，大国之间不能发生战争。当然，他主要强调的是均势，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维持和平。另一面，基辛格也会玩弄权势，为了大国间的均势，牺牲小国的主权和利益，这也是他饱受诟病之处。
现在中美已经建交了，而且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非常多，留给下一个“基辛格”发挥作用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
如果说设立一个最高标准，包括朱老师也提到，就是要成为一个外交家、思想家、战略家。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战略家是能够观大势谋大局，知道世界格局当下的状况和它未来的演进，能够在大国关系中纵横捭阖。思想家，得要像基辛格那样学富五车，能够把广泛的学识运用到具体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还有外交家，要善于在纵横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愿意去沟通，去推动合作，并且把他的理念或者把领导人的理念变成具体的成果，能够缓和竞争，能够促进对彼此的了解，能够给局势降温。
这三点加起来可能是最高标准。
最低标准就是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善于倾听者、一个沟通者、一个良好的执行者，而且他最起码要在中美两国政界都能够获得认可，最终能够促进一些具体议题的合作，或者在具体议题上能够解决分歧。
张腾军：去年王毅主任对基辛格有一个评价，他提到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中美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远见卓识、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篇章。这非常精准地描述了基辛格之所以成为基辛格的个人特质。
拆开来讲，什么叫做远见卓识？就是指有战略家的谋略和视野，始终是从战略的、全局的、长期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制定本国的内外政策。政治勇气就是指作为一个政治家，要有敢为天下先的政治魄力和胆识，不仅要精于谋略，也要有坚定的信念，有顶住压力、排除万难、坚决执行的勇气。这在基辛格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外交智慧，就是指要在谈判桌上达成共识和协议，推动合作，需要高超的外交技艺。
我觉得这三点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来说是非常必要的——远见卓识、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
而我们今天寻找下一个“基辛格”的最低标准，就是此人对中国要有一定的了解，愿意与中国开展接触和对话，并且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是中美关系总体应以对话合作为主而非竞争和对抗，能够身体力行地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最高标准就是刚刚朱老师提到的，得要有权势地位、影响力，你得在那个圈子里，要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我想再回到之前提到的“尺子”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尺子”来衡量基辛格或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基辛格”，我个人有个不成熟的看法，基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情况，这个“尺子”可以是——审慎而不冒进，务实而不空谈，理性而不走极端，知华而不必亲华。这并非最高标准，但如果能有更多这样的人出现并发挥影响，那么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就可以预期。
刁大明：现在我们在讨论下一位“基辛格”时，就是在讨论谁能成为在当前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像基辛格那样能致力于稳定中美关系的有识之士。
所谓有识之士，大概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才能。基辛格本人在战略领域有重大谋划和考虑，在某些领域有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我们今天寻找下一位“基辛格”未必是在这么高层次的领域，也许在某个领域里面也能发现具备重要影响和足够的话语权去引领或塑造中美关系的人物。
另一方面，除了才能，“有识”还需要有见识。今天我们再去寻找“基辛格”，这样一个人应该能对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中美关系，对中国和美国都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能够从历史的大视野出发去明确当前中美关系最需要什么，并为之努力。这个人需要清楚对于中美来说什么才是正确的，愿意久久为功，去努力实现正确的事情，这可能是非常关键的。
当年的基辛格也不是我们寻找来的，这么看的话，也许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在发现“基辛格”，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发现更多“基辛格”。
除了寻找“基辛格”，我们还能主动塑造什么？
朱锋：我们去寻找发现下一个“基辛格”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我们要努力去推动、去提供能够产生第二个“基辛格”的相关政策选择和背景，而这个过程在中美关系中非常重要，必须是双方你来我往才会有很好的互动，所以未来下一个“基辛格”能不能产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美的互动是否能朝着一个更具有建设性、更加积极、更有开创性的方向发展。
整个1990年代中美关系同样风雨飘摇，但为什么中美关系还能不断地前行？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interact（互动），你来我往，共同塑造。
学者现在最担心的还不是中美关系，我最担心的是现在四处弥漫的网络极端言论。我们能不能客观、清醒、理性来处理中美关系。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当年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跟美国又要斗，又要和，既要化解这种矛盾，又要塑造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环境。
中美关系要真正能够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我们需要走实、走好我们自己的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治的改革，没有一环可以落下。一方面中美关系是我们最大的压力，但另外一方面中美关系又是迫使中国必须往前走最重要的推手。
韦宗友：如果从中方角度来看，下一个“基辛格”的出现，我觉得一个大的原则就是agree to disagree。下一个“基辛格”肯定首先要维护美国利益。对此，我们要有自信，如果说他批评我们了，或者说他与我们的立场观点不同，首先要认识到他是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
第二个，在认识到彼此有差异、有分歧大的前提之下，我们还是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就是seek for common ground。中美之间有分歧有矛盾，但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重要大国，共同利益、双边共同利益、地区乃至全球共同利益非常多。
第三，还是要Let's talk。还是得谈，即便我们有这些分歧、矛盾，但是双方都同意通过接触、交流、对话这种方式来增加彼此的了解，了解彼此的关切，能够给双边关系降温，求同存异。
张腾军：基辛格是美国人，所以对于塑造未来的“基辛格”，主要工作当然首先是在美方。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主动做一些事情，力所能及地为基辛格式的人物出现营造更为有利的环境。一是理性看待当前美国涉华舆论中出现的一些杂音乃至噪音。我们知道，美国在对华问题上有很多所谓“政治正确”，一些学者为了生存，在说一些理性、建设性的话时往往会顺带批评两句中国，迎合对华强硬的共识，这种现象并不正常、也不健康，但确实是难以回避的现实。对此，在继续澄清涉华不实言论、反制恶意炒作的同时，对一些可能听起来刺耳但本意是为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和友好的理性言论，给予更多的容错空间，让他们能继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进而一点一滴地塑造美国的对华认知。
二是采取更多措施促进中美人文交往，鼓励和吸引更多美国各界理性人士来华走一走、看一看，帮助他们认识一个复杂、真实、多样的中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强两国政府间对话，尽可能拆除人文交流面临的政治障碍，要持续不懈地与美方就如何进一步促进人文交流开展对话，继续敦促美方立即取消赴华旅行警告等消极措施，推动恢复中美富布莱特计划等交流项目。当然，这里肯定会存在实质性的困难，但如果官方层面达不成共识的话，民间社会的个别行动是改变不了整个局面的。
另一方面，在美国现阶段缺乏与我交往足够意愿的情况下，我们也可尝试出台一些对美方高水平开放的举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China travel成为新流行，但其中美国人的身影还是比较少的，我们有必要通过一些实质性措施，吸引更多美国人来华，要想办法在既维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情况之下，同时鼓励更多人文和学术交流，并为之提供更多便利条件和措施，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也是向美国人释放我们坚定对外开放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