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第十二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论坛开幕前的“香山视界·高端对话”中，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与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员施灿德（Chad L. Sbragia）围绕“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展开对话。双方均提及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对华政策与言行的变化。吴心伯指出，美国通过与中方的经贸对话逐步了解中国立场，中方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国对华政策。此次高端对话后，吴心伯向中美聚焦北京编辑部进一步阐述了特朗普2.0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及未来走向。
吴心伯教授认为，特朗普政府应重置对华关系，调整双边议程，优先聚焦合作而非竞争与对抗。为达成协议，美国需“阶段性解决”关税问题，下调对华关税，并积极解决中方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与投资限制等方面的关切。此外，他深入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内部不同派系在对华关系中的角色与影响。
问：您在第十二届香山论坛期间提到，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1至5月的“关税战”（fight and fight）、5至8月底的“边打边谈”（fight and talk）、以及目前的“对话与谅解”（talk and understanding）。考虑到明年美国中期选举，您认为双方可能达成怎样的谅解？面临哪些障碍？与以往的合作共识相比，这种谅解会有何不同或突破？
吴心伯：我讲的谅解，主要是指中美须有一个总体的框架和意识。特朗普在前两个阶段的对华政策多为“就事论事”，“议题导向”，聚焦芬太尼、TikTok以及经贸问题，缺乏总体框架。但是，要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不仅需解决具体问题，还需一个指导性的总体框架，即以将来的元首会晤为契机，双方能否就两国关系走向达成总体谅解，从而更有方向感地处理经贸、台湾、南海等问题，避免被单一议题拖了腿。但谅解一旦达成，并非一成不变，会受多方因素影响，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2026年中期选举年，特朗普要考虑怎么处理中国因素，共和党如何利用“中国牌”：是加强合作，还是加剧对抗以示强硬？这将影响双方谅解的稳定性。
问：此次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有美方学者提出“重置”（reset）中美关系的建议。这种说法之前见于奥巴马执政初期，推动“重置”美俄关系，但未成功。为何当前出现“重置”中美关系的呼声？若要重置，关键要素是什么？
▲吴心伯接受中美聚焦北京编辑部采访。（图源：中美聚焦）
吴心伯：我认为，重置两国关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性质。美国自特朗普1.0时期起，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据此制定对华政策，以竞争为名进行打压、遏制和威慑。这一观念不变，中美关系难以改善。二是调整中美关系的议程。目前，受美方单方面定义影响，双边议程以负面议题为主，聚焦对抗、摩擦和冲突，而非合作、改善与稳定。
要实现重置，一是美国需改变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明确中美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的关系，而且合作伙伴是第一位的。我们反复向美方强调，我们愿意和美国做朋友，中美是伙伴、甚至朋友，而非敌人。目前的定位和认知必须调整；二是根据新的定位重塑议程，美国不应一味推动竞争，遏制或对抗中国，而应优先拓展合作领域，包括经贸、外交、安全、人文和科技，同时，像以往那样继续“管控分歧”。如果中美能够把合作领域放在双边议程的优先位置，而非竞争与对抗，两国关系的重置才有实质性意义。
问：合作议程中，具体可开展的议题有哪些？
吴心伯：中美可合作的领域太多，从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来看，双方应在经贸领域做大“蛋糕”：避免贸易限制、不打关税战、不推动脱钩或所谓的“去风险”；而是鼓励相互投资，充分开展技术合作，包括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可在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上协作，包括管控朝鲜半岛局势等热点问题；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方面开展合作，包括从新冠疫情吸取教训，这非常重要；最后，在气变、人工智能（AI）和清洁能源科技领域，中美也可以推动合作，包括地方省份与美国地方州的合作。尤其在AI等新兴领域，中美作为领跑者，有责任共同管控安全风险。
问：您提到技术合作与竞争。特朗普近来的确在放宽AI软件和硬件出口限制，并扩大与中国企业合作。但我们知道，这并非常态化举措，两国技术竞争是一个长期趋势。那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2.0在技术领域的对华竞争？
吴心伯：特朗普2.0政府在对华技术打压上，可能与拜登政府有一些不同。一方面，拜登政府自认为能“竞赢”，而特朗普政府开始渐渐意识到，打压和阻遏中国技术进步不可能成功。尤其是我们推出DeepSeek大模型后，美国开始反思对华技术打压政策是否有效。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不仅关系到谁领先的问题，更关乎谁能充分占领市场，包括中国国内市场和其他国家的市场。只有通过占领市场，才能以自己的标准和产品为主导，获取丰厚利润，并将利润重新投入研发，以保持技术领先，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因此，特朗普2.0在对华科技打压上会有调整。但坦率说，目前调整“很有限”，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尚未统一。
问：据美媒Politico爆料，五角大楼新版《美国国防战略》将聚焦西半球和本土，中俄挑战降至第二层级应对。这不同于特朗普1.0时期国防战略将“遏阻中国”置于首位。若这一消息属实，对美国印太战略及对华围堵政策有何影响？
吴心伯：如果特朗普2.0战略重心放在西半球和美国本土，那么就意味着它不仅是要从欧洲收缩，从中东收缩，也要从印太地区一定程度的收缩。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推出了印太战略，拜登时期继续推进，都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目标对手。俄乌冲突爆发前，拜登政府已在集中资源推进印太战略。我认为，如果五角大楼真的这样调整，美国的印太战略可能在形式上还会继续存在，但不会不像过去那样聚焦中国，也不像过去那样集中资源（包括盟友）进行遏制或者威慑。这种调整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是有正面意义的。
问：在印太地区，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台海局势。鉴于当前安全风险，您认为特朗普2.0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达成新共识，以稳定双边及地区局势？比如，近年来美国不再提“支持两岸和平解决分歧”之类的言辞，如果有新的共识话，会有什么言辞上的突破吗？
吴心伯：过去几年，习主席一直在向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提出要求，包括美国要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停止武装台湾等，这就是中国的立场。现在，我们对特朗普政府也是同样的立场，就是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售武，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如果如我刚才所说，这就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要有的新的谅解。关键要看特朗普能不能做到？这取决于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决心。从行事风格来看，特朗普一向特立独行，如果下定决定，便可打破条条框框、做点大事。这和拜登不一样，拜登任内下不了决心，做不了大事。现在就看特朗普能不能下这个决心。
问：特朗普能否下此决心，是否也受身边幕僚的影响？您如何看待特朗普2.0内部派系，如信奉MAGA主义的“克制派”（restrainers）和聚焦中国的“优先派”（prioritizers）？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传统保守派鲁比奥可能会劝阻特朗普。您如何评估特朗普政府内部的何种阻力？
吴心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团队与第一任期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任期有很多所谓“深层势力”在内部牵制特朗普，破坏特朗普的议程，比如博尔顿就曾阻挠美朝关系改善，让特朗普难有所成。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吸取了教训，选人用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听话、政治忠诚度。鲁比奥其实属于“深层势力”，不是反建制派，但是他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改变身段，做好特朗普交给他的工作，无论是对俄关系还是对华关系，必须按照特朗普的意愿行事。故虽然内部有不同的观点，但只要特朗普意见下达，阻力不会太大。
从大的方面来讲，特朗普2.0时期的对华政策，主要由特朗普主导。当然，有些小的方面不排除手下这些人按照自己的政策偏好做一些小动作。比如，特朗普1.0时期的中美人文交流障碍，就是蓬佩奥推动的，特朗普不一定知道。包括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有人把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关于“不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删除，特朗普肯定不知情，没人告诉他，就是手下人做小动作。这个不可避免，但是大局上，肯定是特朗普决断。
▲9月17日，吴心伯出席北京香山论坛“香山视界·高端对话”的“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对话活动。（图源：中美聚焦）
问：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团队其他成员，如副总统万斯、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对华关系中的角色？他们属温和派、务实派，还是优先派？简单说他们是鹰派似乎有些过时，您半年多来的观察是什么？
吴心伯：副总统万斯属于MAGA派，主张“美国优先”，注重集中资源处理好美国的事情。TikToK问题就是万斯在特朗普政府内部主导，希望按照特朗普意愿，找到解决方案。作为优先派，他也不主张美国集中资源来对付中国，这不符合MAGA的理念。而鲁比奥就是希望从中东和欧洲撤退，然后集中资源在印太对付中国。
贝森特现在主导对华经贸谈判，这和特朗普第一任期主导对华经贸谈判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作比较，就能看出差异：一是莱特希泽就是要推动美国对华战略脱钩。但贝森特这种意愿不强烈，他认为既做不到，对美国也不利；二是莱特希泽对中国体制的成见颇深，就想通过谈判来改变我们的经济体制，所谓的结构性改革就是这个意思，而贝森特似乎并无此强烈意愿，而是认为美国对华经贸关系中存在问题，注重和中方商讨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三是莱特希泽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眼光很狭隘，想方设法阻止中国在高端制造和科技领域取得进步，阻止中国超越美国。而贝森特眼界更开阔一些，除了要解决美国关心的贸易相关的问题以外，他也意识到中美在金融、甚至在维护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方面，有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所以，这两个人有很大的区别。
贸易代表格里尔也参加对华经贸谈判，但他的地位是第二位的。特朗普1.0时期，美国财长努钦参加谈判，但实际上被边缘化了，现在则是由美国财长真正主导对华经贸谈判。
问：贝森特和我们谈判四次，半年来接触频率已经超过好几位前任。那么，贝森特是一个温和派还是务实派？对华技术管制问题上频繁发声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他有何区别？
吴心伯：我认为贝森特是对华务实派。卢特尼克很难讲，他基本上就是“特朗普派”，最关心的是如何讨好和取悦特朗普。特朗普怎么说，他就怎么迎合。和这些人不同，特朗普的长期贸易顾问纳瓦罗是极端鹰派，专注于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关税战，此次所谓的对等关税就是他一手策划，最后发现搞砸了，特朗普无奈才让贝森特出来收拾局面。贝森特一开始并未参与策划对等关税战，因为他根本不看好这一策略。不过，纳瓦罗也没有被边缘化，而是暂时靠边站，对外发声少了，对外谈判阶段很少走到前台。但是，特朗普并没有丢掉纳瓦罗这张牌，因为这张牌还有用，以备在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强硬时使用。
问：中美正在沟通在韩国APEC峰会期间举行领导人会晤，您认为双方可以达成何种成果？
吴心伯：我希望在经贸领域关税问题要告一段落，“阶段性解决”。美国已经折腾大半年的关税问题，肯定不能再延长90天。此次须明确关税降到什么程度，如20%的芬太尼关税是否取消？现在总的关税，叠加特朗普1.0时期的关税，高达50%。如果美国要和我们达成协议，就要把关税降一降。我们认为这些单边关税没有合理性和合法性，都应该取消。当然，美国也不会轻易丢掉关税牌，就会和我们讨价还价，但总归是要降的，包括20%的芬太尼关税。
除了关税以外，中方关心的对华技术打压、针对中国2000多家企业的实体清单须得以解决。这是中方的关切，美国须解决。我们不能让美方关切TikTok，我们就解决TikTok，而我们关心的问题美国不解决。所以，在美国的技术制裁领域，包括中国对美投资限制，要取得进展。在此基础上，对于美方可能会提出的中国增加从美国的采购，比如大豆等农产品和波音飞机，以及中国服务业对美开放等，这些领域都存在可谈判、可达成共识的空间。
两国领导人见面，除了谈经贸以外，还要谈外交、安全、人文交流和执法合作等，包括中美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要不要围绕这些领域建立一些对话、磋商机制。有些机制过去曾存在，现在是要恢复，还是重建？所以，我认为，双方要讨论的问题很多，那么达成共识和谅解的潜在领域也很多，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台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