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大，中国之久，中国之重，中国之兴，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定具有启示价值和普世意义，一定能够为世界所需、所用、所崇。中国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不可舍己而求外，更不能他是而我非，要更多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更好丰富中国外交价值观，表正万邦，推动塑造国际关系有序、国家交往有度、国际社会有理的天下大同。
21世纪的最重要历史事件，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伟大复兴。一个重新站立在世界面前的中国，既要有经济体量、军事力量，更要有文化容量、价值含量和国家质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内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对外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外交价值观的丰富滋养。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传统智慧可为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观点。具体而言，有如下传统理念可以借鉴。
第一， 义与利：构筑共义互利的全球价值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一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广为赞许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中国首先要带头行义，以义感人，不逐私利。“动必缘义，行必诚义”，“利少而义多为之”。中国和其他国家交往，不能利字当头，唯利是图，特别是对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不如自己的发展中国家，更要以义待之。取义并不完全否定正当的个人利益。重点在于，当“义”“利”相悖，谋取利要能够恪守义，要义在利先、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甚至只义不利。此外，取利要有道，获取利益的过程和手段也要符合“义”，不通过强权或者欺骗的方式获得，不能以损害自然或者社会环境的代价获得。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义并不是付出和成本，“义，利也”。从理论上说，“义”类似于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夫义，天下之大器”。它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增加国家间互信。中国要在义的名义下聚拢人、团结人，“君子之和，和于义”，形成一个从义、举义的全球道德共同体，建造一个共义的国际状态，并对那些破坏义的行为加以惩罚，“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进而创造共义互利的国际价值取向。
第二，己与人：推行立己达人的国际关系观。
中华文化的精妙在于己人关系的通达哲学。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本质在于如何对己对人。中国传统首先强调自力更生，“君子求诸己”，不可借力他人。总体上，这些对己的要求倒也和西方的天助自助之人之理相通。君子外交还要求“正人先正己”，自身没有好的道德表率，是不能对他人提要求的。只有自身修为到了一定程度，才可以对他人提要求，才可“修己以安人”。对他人提要求必须要有一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绝不向他人推行。这意味着不能把自己不喜欢的战争、动乱和贫穷等避之不及的恶果扩散转移至其他地区，否则便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对于不欲之事，已现文化差异；对于己欲之事，更显格局高低。中国奉行己所欲，可施于人。或者更为明确地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与不施，在于人，和而不同。但是一些国家满脑传教思想，习惯于把自己的理念通过很霸道的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己所欲，必施于人，和而同之。前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宽容和多元，而后者，恐怕只能说明偏执和一元。
第三， 群与党：打造乐群不党的国家交往观。
国家之间由于历史传统、社会制度以及政策立场等不同，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取向，也会有一定的关系亲疏，国家因此志向相投，或者志向相异。相投者“群而不党”，相异者要防止“党而不群”。在国际关系中，党之表现即为同盟、尤其是军事同盟。一些国家结成狭隘的同盟，党同妒异，甚至党同伐异。同盟对待其他国家的标准是身份，即是否属于盟友，是则护之偏之，否则排之压之，甚至直接动用军事手段来实现自身利益，打击不同对手。既有盟，必有盟主。盟主结盟壮势，以盟营私，把国家分为不同集团，甚至是对立的集团，破坏国际社会的统一共存。群而不党则要求要以公正之心对待所有国家，不形成排他性的小圈子。国家之间最多形成伙伴关系，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伴而不盟，惺惺相惜，扶助向前。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首要因素是是非曲直。
第四， 王与霸：贡献融霸为王的世界秩序观。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直存在着王道与霸道这两种不同领导秩序的争论。“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能使国家强盛者称为“霸”，而能匡正天下者称为“王”。换言之，霸者重力，王者有德。霸道看重力量的绝对性，蓄力增力用力，在乎力之大小。王道更为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树德养德行德，突出德行高低。王道主张文德感化，认为仁政能使“近者悦、远者来”，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价值判断上，“无偏无私，王道荡荡”。但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中国亦不可废力。无德之力不可持久；无力之德也难以继续。中国首先内政要行王道，重民生，加快发展。内政无德，何以德天下？王道中国才有力量。中国也只有有了足够的力量，才能真正对外以王道处之，将仁爱作为国家价值推广至世界。有德有力之后，对于止霸不王的国家，中国要以王道教化之。如果其他霸权国家仍沉溺于以武耀世，中国也要对其不德行为加以有力约束。此外，对于其他小国，中国也有能济贫扶弱而不强权压人。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诸子百家，儒道法墨，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和中国经验为中国外交和世界和平提供深厚的理论和哲学滋养。中国之大，中国之久，中国之重，中国之兴，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一定具有启示价值和普世意义，一定能够为世界所需、所用、所崇。中国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不可舍己而求外，更不能他是而我非，要更多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更好丰富中国外交价值观，表正万邦，推动塑造国际关系有序、国家交往有度、国际社会有理的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