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变局。中国力量的上升使得地区秩序朝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经济给周边国家带来新的机遇。然而，个别国家并不乐见亚太地区的新动向和新趋势，而是把中国的崛起视为重大挑战，采取措施继续谋求旧有体系的主导。
维持原有体系的措施主要有二。
其一为强化安全同盟。主要做法是利用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和权益的举措渲染中国崛起对原有地区秩序的威胁，把中国描画为地区安全秩序的破坏者。
其二是加固所谓的“民主”同盟，以意识形态划界，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成异质性的政治制度，图谋把中国制度隔绝于主流政治制度之外，从而达到价值观上孤立中国的目的。
对于上述两大手段，中国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
比如对于中国挑战地区秩序的谬论，可以说明中国的崛起不是改变现状，而是继承一直以来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
比如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可以主张国际价值观的多元化以及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等。但是，总体而言，这些回应本质上都是被某些国家的逻辑和议题牵着走，更多的是被动应对。
中国不能任由其他国家设定亚太地区议程。作为地区首要大国之一，中国对亚太地区未来秩序的形成负有重大责任，因此要主动出击，唱响亚太地区的主旋律。这一主旋律当属“发展”。
从价值层次看，“发展”一词具有和安全或者民主等词语同等重要的意义。一些国家打出安全及民主等牌，先声夺人，试图占据话语及其背后隐含的道德制高点。在表达宏大价值的词汇选项中，发展是极少几个可以与安全和民主等词相提并论的词语，为各个国家普遍关心。中国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一主线，削弱安全或者民主对中国话语体系的遏制。
发展是中国最具国际典范的软实力。中国最大的成就在于将近40年的高速发展。发展极大增加了中国的国家财富，迅速提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发展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宝贵财富。中国高举发展旗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贴合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的现实需要和共同追求，容易引起周边和亚太国家的强烈共鸣，具有很高的说服力，其他国家愿意追随。
此外，“亚太发展联盟”是对中国提倡的亚太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概括描述。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在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增进相互利益；通过发展，才能形成共同命运。没有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虚幻的。从具体操作和政策实践来说，打造亚太发展联盟不需要对中国现行亚太经济战略进行根本调整。中国可以把现有的地区经济战略整合融入到发展联盟的战略构想当中，使其成为中国为地区经济发展贡献的公共产品。具体而言，当前我国的“一带”、“一路”、“一区”、“一金”和“一投”的“五个一”战略均可包括在亚太发展联盟这一构想内。
“丝绸之路经济带”着力加强中国和内陆亚洲的经济往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提升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联系；“亚太自贸区”超越RCEP和TPP的隐性竞争，旨在实现横跨太平洋两岸的自贸协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关注包括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聚焦亚洲，发挥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五个一”战略在地理范围上，覆盖了广义的亚太地区；在经济政策上，兼顾贸易、产业和金融。“五个一”所构成的全部网络，正好是新时期中国为亚太发展联盟铺就的基础性架构。相关国家可以在这一基础架构上既同中国密切合作，也彼此之间相互合作，共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发展联盟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同盟安排，不具对抗性，没有排他性，一切希望通过合作发展本国经济的经济体均是成员。发展联盟是具有包容性的弹性、开放概念。中国打造“亚太发展联盟”，与霸权国主导的安全同盟和民主同盟形成鲜明对比，能够开辟地区秩序构建的新视野，分化某些国家对华各类同盟的战略压力，不仅较好地突出中国经验的国际价值，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外交的经济优势，因此值得大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