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双方应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
新年伊始，展望2024年的中日关系走向，或能从2023年两国关系的走势中寻找到脉络和启发。而为中日关系定位再确认后注入新内涵，双方应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
首脑外交引领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也是重温初心、在百年变局下，特别是经历重大疫情变故后，如何把握中日关系大方向的关键年份。去年11月16日，在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举行会谈。这次会晤的关键成果，是两国首脑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再次强调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2022年11月，曼谷“习岸会”曾达成5点共识，对于稳定新冠疫情后的中日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旧金山之约”，则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视角把握中日关系大局和取向，意义重大。以此为引领，中日两国积极推进各层次交流和务实合作，不断为战略互惠关系注入新内涵。
整体仍显消极
去年的中日关系总体来说相对平稳，但两国关系依然处于“战略性消极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结构性矛盾的存量与增量相叠加，战略性疑虑不断深化。中日之间的领土及东海海洋权益争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旧有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与此同时伴随着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迅速拉大，日本在国家安全的认知上，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加大和深化。这集中体现在作为“岛国”日本在“涉海”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性，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逻辑及相应的国家安全战略，使中日间“海洋安全困境”这一新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且有与旧有结构性矛盾相关联、相叠加的特征。
其二，日本版“印太战略”多重结构的打造与深化。2023年，日本继续推展和加大针对中国的日本版“印太战略”的举措和力度，并有新的突破。如去年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聚首戴维营，意在美日、美韩“双同盟”的基础上，实现美日韩三国同盟关系的“一体化”，打造针对中国的东亚“小北约”，对中日关系和东亚地区和平带来深刻负面冲击。不仅在传统安全领域，在经济安保方面，日本也积极协力美国，推展“印太经济框架（IPEF）”，打造制约中国的“小院高墙”之外，2023年日本政府还实施限制对外出口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这种针对中国的举措，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具有政治和经济相叠加的双重性质。
其三，提升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枢纽地区”——东南亚关键国家、重点是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关系。2023年10月，日本外相上川阳子访问越南等东南亚四国之后，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访问日本，双方就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11月，岸田首相访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确认了双方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并就启动使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RAA）的缔约谈判达成一致；12月，日本-东盟特别峰会在东京举行，在日本的推动下，峰会在联合声明中提出所谓“加强海洋安保合作”，日本还宣布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提供预警、监视设备，以及日本制造的大型海上巡逻艇等。
其四，在台湾问题上持续挑战中国底线。去年8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窜访台湾，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政治人物。这一行径，凸显了日本政客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日关系红线的行为愈演愈烈，给两国关系带来危险变数。
面向未来之路
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面对严峻局面，必须不断探索如何走出困境，面向未来之路。
其中，以“旧金山之约”为背景，去年11月26日，时隔4年，中日韩三国第十次外长会议在韩国举行。为三国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也是这次外长会的重要目标。对此，人们给予很大的期待。
2023年的中日经贸合作，虽然受到“经济安保”的影响，但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势头。去年前10个月，中日贸易额为2564.18亿美元，与往年持平。去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有多达300多家日本企业积极参展，居外企首位。
2023年日本政府决定并实施将福岛核污染水直接排海后，中国决定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日本能以建设性态度，找到解决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最大限度降低其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
此外，有关民调显示，2023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降至新低，如何尽快改变对中国的认知，寄希望于疫情后两国民众的深入交流。
总之，展望未来，为中日关系定位再确认后注入新内涵，双方应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不言而喻，这是一项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